农民权利未能得到实际享有和有效救济。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农民缺少社会性的组织为自己奔走。
在国家和个体之间，一般都有相应的社会性组织作为过渡，维系一个群体的切身利益。
在农村，农民似乎成为真正的无组织群体。
过往的农会，只在台湾等地有比较广泛的影响。
近几年，有很多关于农民组织化的研究，也有成立农民组织比如农会等的呼声。
但我们发现，这种希望越来越渺茫。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也许非常的现实：农会的力量在革命时期已经充分展现出来。如果成立农会，它的力量是巨大的，包括建设力，当然同时也包括破坏力。我们也许担心，万一组织起来后，未能得到实质性发展，农民未能稳定下来，那么这种组织的破坏力量是非常恐怖的。
...从宪法到地方法规,农民所享有的权利在数目上其实不少.
从法理上,权利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一是法律之力,二是权利中的利益.
农民享有权利,但现实中由于二元体制,农村法制环境等客观因素,农民通过法律手段实现权利,以取得其中之利益存在很多困境.
有很多学者提出的农民的公民权也许在一定意义上说明了其权利实现困境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从身份到契约,我们需要的不仅是理论,而是现实的法律,政策甚至包括民众意识等都应当统一.
其实,重要的永远不是权利的名字,而是能否有可行的途径依照法律之力获得权利中的利益.尤其重要的是,当我们习惯了以后,法律之力都会跑到后面去了,那时,权利的行使似乎成了生活之常态活动.这才叫享受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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