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权利未能得到实际享有和有效救济。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农民缺少社会性的组织为自己奔走。
在国家和个体之间，一般都有相应的社会性组织作为过渡，维系一个群体的切身利益。
在农村，农民似乎成为真正的无组织群体。
过往的农会，只在台湾等地有比较广泛的影响。
近几年，有很多关于农民组织化的研究，也有成立农民组织比如农会等的呼声。
但我们发现，这种希望越来越渺茫。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也许非常的现实：农会的力量在革命时期已经充分展现出来。如果成立农会，它的力量是巨大的，包括建设力，当然同时也包括破坏力。我们也许担心，万一组织起来后，未能得到实质性发展，农民未能稳定下来，那么这种组织的破坏力量是非常恐怖的。
这样的逻辑似乎是无缺的，但我们总觉得农民在边缘化后，似乎已经使很多人越发觉得这个群体正在离社会越来越远。
农民组织起来的力量已经让我们很多人觉得那么陌生和恐惧，这从另一个侧面似乎在告诉我们什么东西！
